当一桩敲诈勒索案被贴上职业打假的身份标签时，值得反思的就不只限于被告人一己之哀乐。该案引发的带有普遍性的反思至少有二：职业打假人索赔缘何屡试不爽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职业打假人何去何从？

　　备受关注的成都职业打假人涉嫌敲诈勒索一案近日一审宣判，黄某及他的“雇佣军”因跨省向300多家电视台索要241万余元，被法院一审判决犯敲诈勒索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

　　从法院认定的事实看，黄某名为“为正义打假”，实为非法敛财。在他多年举报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的实践中，甚至还总结出了一套所谓的“索赔模式”，从搜集证据到违法认定，从实名举报到以消费者名义索赔，在近乎合法正当的名目下，让那些违法电视台就范。这种握着别人的“把柄”相要挟的打假，无疑偏离了正义的归途。

　　当一桩敲诈勒索案被贴上职业打假的身份标签时，值得反思的就不只限于被告人一己之哀乐。一审判决或许并非定论，不过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该案引发的带有普遍性的反思至少有二：

　　其一，职业打假人索赔缘何屡试不爽？任何一种犯罪都有客观的环境原因，黄某之所以一步步发展成拥有11名员工的“雇佣军”，不可或缺的原因是违法现象的普遍存在。他自称从1996年开始索赔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，在全国1000余家电视台“干过这事”，这说明我国电视台播发虚假广告现象之普遍，正是对大量违法行为缺乏足够的打击，才造就了职业打假人的“生意场”。如今，职业打假人被判刑了，那些依旧播发虚假广告的电视台会不会暗自高兴呢？那些执法部门又该作何感想？

　　其二，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职业打假人何去何从？由于市场秩序的不严整，使打假成为职业，这原本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。对许多职业打假人来说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，即便当初是为了正义而较真，时间久了也容易在金钱利益的引诱下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。本案中，被告人并非明目张胆地进行敲诈勒索，而是口衔律法，以“消费者有权要求索赔”为其张目。

　　虽然在法无明文禁止的规则体系中，职业打假人只要不采取非法的手段，通过正当的打假行为获取合法利益无可厚非，但是，对于那些将打假作为职业的人而言，要兼顾正义与利益，合法与违法、罪与非罪的界限远不是那么清晰。长久游弋在法律的边缘，何以解忧？唯有执法利剑出鞘肃清市场秩序，才能挽职业打假人于危险境地。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